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日新月异，网络犯罪也呈现持续高发态势。在这其中，还隐藏着一群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凶，他们为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或技术支持等，成为影响互联网治理的突出问题。
为切实提高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，远离信息网络犯罪陷阱，并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因贪小而成为犯罪帮凶被追究刑事责任，今天，上海长宁区检察院发布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事检察白皮书》（以下简称《白皮书》）。
据《白皮书》显示，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，长宁区检察院共受理审查逮捕帮信案532件727人；审查起诉案件442件564人。
案件数、人数整体呈上升态势，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：
犯罪主体向“三低人群”蔓延
随着网络黑灰产业链的延伸，信息网络犯罪分工不断细化，犯罪门槛也进一步降低，加之超高的收益，致使大量法律意识淡薄、社会经验不足的人群掉入犯罪陷阱。犯罪主体开始向低学历、低收入、低龄“三低人群”蔓延。学历上看，初中学历者占比最高，约占46%；高中、中专学历者次之，约占20%。从年龄上看，20-29岁群体占比最高，约占51.5%；30-39岁群体次之，约占28%；20岁以下群体，约占7.2%。此外，一些在校学生、无业人员等低收入群体也易受金钱诱惑成为网络犯罪“工具人”。
网络犯罪团伙瞄准这类群体，在求职网站、社交平台、通讯群组等发布“兼职广告”招募人员办理银行卡、手机卡、U盾“三件套”；或是以包吃包住、支付数百元报酬为诱饵，引诱低收入群体将身份证、银行卡、手机卡、U盾“四件套”借给上家，短期使用后立即归还；还有的黑产团伙发布贷款广告，声称可以代办空壳公司并设立对公账户“走流水、刷征信”，从而帮助涉案人员办理银行贷款，而实际上却是将对公账户用于洗钱。网络犯罪团伙分工日益细化，催生出为犯罪“引流”的群体。2018年10月起，邓某某雇佣他人冒充“某某财富网”客服人员，以微信推送方式向他人推荐“股票分析师”，以此赚取“推粉”提成，共计获利人民币80余万元。2019年3月，被害人胡某某、朱某某分别经邓某某等人微信推荐，添加“股票分析师”微信，后分别被诈骗人民币100余万元、40余万元。今年9月，经长宁区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邓某某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。
为网络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占绝大多数
绝大多数网络犯罪以非法牟利为目的，因此，资金的支付结算和变现成为网络犯罪黑灰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。在长宁区检察院所起诉的帮信案中，为网络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的案件约占总数的95%。
因贪图蝇头小利而出卖、出租、出借个人信息办理证件、银行卡的群体通常被称为“卡农”。网络犯罪团伙为了隐身“幕后”，利用非法获取的他人身份信息及资金账户进行支付结算，“卡农”往往沦为洗钱“挡箭牌”。
如在该院办理的“樱桃直播”系列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中，王某某、张某某明知“樱桃”网络直播平台可能是在进行某种网络犯罪活动，仍为该平台提供实名认证的9个支付宝账户，帮助该平台进行资金收取、提现及转账等支付结算工作。2019年9月，经长宁区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王某某、张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。
网络犯罪的支付结算环节涉及到支付渠道、跑分平台、卡商平台、电商平台、话费充值、地下钱庄等。犯罪分子常常以优厚的条件为诱饵，如高价收购或租用、帮助办理无息贷款或大额信用卡以及免费旅游等，引诱他人提供银行卡用于提供支付结算帮助。
同时，对公账户因“高额度、快流转”成不法分子“新宠”。一些行为人受高价诱惑向他人出售或出租自己的对公账户，还有一些涉案人员以注册公司及开设对公账户“刷流水”后可以办理贷款为由，明知可能会被用于犯罪，仍将所注册公司的证件、印章、账户资料、手机卡等打包免费提供给黑产团伙用于提供支付结算帮助。
另有约4%的帮信案系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，如明知他人可能在从事网络犯罪活动，仍为其提供通讯服务或进行软件开发，以牟取不正常的高额服务费。
新型洗钱手段需引起关注
《白皮书》提示，利用电商平台、“跑分”平台、炒虚拟币等手段进行洗钱的现象需引起警惕。
因电商平台产品多元，交易量大，各类刷单行为难以完全查禁，易被犯罪分子利用进行洗钱。
在周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，周某某明知他人可能实施网络犯罪活动，仍听从陌生上家的指示，收购30余家某电商平台店铺后，通过大量生成虚假订单进行刷单后再退款的方式，帮助网络赌博团伙接收、转移赌资，从中赚取高额手续费。今年4月，周某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。
此外，一些依托传统第三方支付平台、合作银行及其他服务商接口的“聚合支付”平台，因具有一定“去中心化”的特征，使得公安机关无法根据银行资金流向追查上游犯罪。
如王某某等人在云服务器上搭建“跑分”平台（包含众鑫支付、八方支付、糯米支付共3个APP），其中，众鑫平台（负责码农）提供收款二维码，八方支付（负责卡农）提供银行卡转账，糯米支付负责对接“商户”（上游犯罪行为人），三个平台相对独立又相互协作地共同配合完成赃款转移，使得犯罪赃款“体外循环”，这给打击网络犯罪和反洗钱工作带来严峻挑战。
长宁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，王某某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非法经营罪，遂以处罚更重的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，获得法院判决支持。最终，王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。
假借虚拟货币交易进行洗钱的新型犯罪手法也逐渐冒头。如童某某等十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，上游诈骗团伙使用犯罪所得购买虚拟币，再以不正常的交易价格、交易方式出售给从事虚拟币中介生意的童某某等人，所得钱款再打入“卡农”的银行账户中。
此外还存在犯罪团伙以炒虚拟币为包装，实质在实施刷单钓鱼诈骗，同时借被害人银行卡转移犯罪所得。如颜某某通过兼职广告下载“滚滚币”APP，按照客服指示买卖所谓“滚滚币”以获取不正常的高额佣金返利，但事实上其账户被上游犯罪团伙用于转移电信诈骗非法所得。
流程重塑提质增效合力打击犯罪
为有效应对帮信案数量剧增，长宁区检察院在搭建模型、制度创新、流程重塑等方面精准发力，推动办案提质增效。
该院建立办案“快车道”，设计“帮信十五问”讯问模板及“表单化”事实及证据归纳指引，从而有效把握证据审查重点与引导侦查方向。创新建立预审查制度，对存疑不捕后重新报捕等特定类型案件，要求公安机关在移送前提交新证据材料进行预审查，防止“带病”案件反复移送。
对上游网络犯罪重点领域、重点人员和重点账户高度关注，做到上下游“两起案件”办理相辅相成，实现全链条打击。建立帮信案集中研判机制，定期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对批量案件逐一研判。充分利用“两微一端”等新媒体平台开展释法说理工作，促成全民法治观念养成。
为了形成网络犯罪整体打击格局，《白皮书》还提出建议：
一是立法机关应密切关注网络犯罪新动向，及时通过立法活动加强网络生态治理。司法机关也应密切关注法律实施情况，及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及发布典型案例。
二是政法部门主动与政府相关部门加强情况分析和信息通报，就刑事政策、法律适用、证据标准等问题加强沟通协商，对重大疑难案件及时介入引导侦查，提高打击犯罪力度和精度。
建立多部门跨界联动的防范治理体系，密切与电信监管部门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、金融管理部门等职能部门的沟通联系，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，堵住“两卡”犯罪监管漏洞。
三是互联网平台、电信企业、金融机构等充分发挥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，构建防范为先、源头治理的网络犯罪防治体系。
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健全交易监测和风险防控机制，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高危可疑账户、异常支付结算线索等。电信运营商强化开卡流程监测，建立代理商黑名单共享等机制
《白皮书》还提醒社会公众时刻保持警惕，既不要落入信息网络犯罪的陷阱，也不要因轻信他人而不知不觉成为信息网络犯罪的“工具人”，更不要因贪图小利而成为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凶而沦为罪犯。